“和”文化漫谈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内涵丰富，它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是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治家重视“家和万事兴”，邻里相处、国际交往倡导“和为贵”。记得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18日访问印度时说过：“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极好的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文化与音乐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这散见于我国早期的典籍中。《尚书·虞书·舜典》上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是用来表达人的情志的，歌乐是诗的延长，它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音的高低和所唱的内容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八类乐器不同，所发的音也不同，故称八音，达到和谐，不要搅乱次序，神和人通过歌乐交流情感思想因而能协调和谐。《礼记·乐礼》云：“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使人宽厚和睦，遵循神顺从天；礼使人辨识万物，敬重鬼顺从地。所以圣人作乐来对应天，制礼来对应地。礼乐都彰明周备了，天地也就可以各尽其事了。古人重视诗歌音乐的美育教化功能，朝廷专门设有采诗官，用来“观风俗，知得失”，力图发挥诗歌的认识作用，演奏出世间巧夺天工的完美乐章，让人们在诗乐欣赏中约束自我、涵养人格、性情平和、愉悦身心、培植仁爱、相处和睦，构建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运长久的盛世局面，形成“治世之音”，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体现，也由此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向往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妙境。

西周晚期思想家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管子·内业》曰：“和乃生，不和不生”。《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演绎的是阴阳和合万物化生原理。“和”有别于“同”，强调异质相济相协，从而使万物充满生机。事物只有存在差异并且可以对立统一才能达到和谐并繁生万物，如果都是完全相同那么就不能化生出万物了。以此配彼，才可以叫做和谐。所以和谐的东西才能使万事万物丰长化育，生生不息，如果是将完全相同的事物匹配在一起，那就会单调死板，偏执一端，则事物就会枯竭不继，所以先代的圣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混合配合，来化成万物。在这里，他为“和”下的定义是：“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存在，构成物的“他”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元的，最低不能少于两个，少于两个就只剩下一个“他”，这就回到了“同”，而“同则不继”，是绝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多元的“他”之间不能是不相干的、不发生关系的，而是要通过互动、互补达到平衡、和谐状态。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天地万物之间以及社会、人群之间应达到和谐状态，认为和谐是一种需要经过异质激荡甚至冲击过程，然后才会达到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哲学思想发展开去，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为君子小人的辨别划清了界限。君子即使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仍然会尊重你；而小人则恰恰相反，他混淆是非，曲意逢迎你的观点。自古以来，君子“爱人以德”，坚守人伦道德，讲求志同道合、意气相倾、肝胆相照，小人丧失原则、破坏底线、朋比为奸、以利相合、结党营私。我们要学习并继承古人的君子之风。当然，思想文化也要多元融合，才会有新的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转益多师，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成就大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绵延百千年的宋明理学就对儒学思想进行了创造型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及佛、道，实现了儒、释、道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一学术现象充分证明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愈挫愈勇、薪火相传、从不断层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今天的这个多元化时代，我们要传承文化，消除文化虚无，克服信仰危机，实现民族复兴，就要借鉴古圣先贤对不同文化的态度。

　　习主席把“和”视为天下的“大道”，“和”是“天下”的，是不受时空限制、框定的，可以超越古今。《周易》上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里谈到了生命的本源。而“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意思是，能够保持“太和”，即最大的和，就有利于正道，有利于生生不息之道，天下万物就能不断重新萌生，万国就都能美好安宁。《礼记·中庸》指出，“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作为通达天下之“道”。做到“和”，就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真正实现了“大道”。提出“天人三策”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和”的思想的论述进一步深入，他认为，“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后来的朱熹、王夫之等人，对“和”也作了较多阐述。

　　在那次访印讲话中，习主席还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强国，但中国对外传播的是和平理念，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尽管新时期国际矛盾重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但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发挥着不可忽视、无法代替的作用，所谓的“大国要有大担当”。我们一定会肩负“万国安宁、和谐共处”的伟大梦想，扛起时代所托，为实现全人类的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出更多的智慧。

（明智，省作协会员，阜阳城郊中学教师，安徽和谐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青年报》（第三届）银牌读者，安徽省社科联2016年“三项课题”论文评选三等奖获得者，近百篇文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中国教师报》《新安晚报》《阜阳日报》《颍州晚报》《阜阳城市周报》《清颍》《阜阳风物》《阜阳文史》《中学语文》《学语文》等报刊杂志。电话：18909685135. ）

参考文献

1. 俞美玉《刘伯温治家之道》，《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9日第16版“光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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